在价格革命的影响下,江南、湖广、河南一带的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,城市繁荣,市民人口也不断增加,相对应的粮食产量则持续下跌。
由于水稻、小麦的谷物生产利润不大,湖广和江南地区的许多农田,都出现了改稻为棉、改稻为桑的情况。
如此变化之下,便需要大量从外省进口粮食,这便为东北、河套、华北、四川的粮食和猪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。
于是在边疆屯垦地区,本来是为了解决驻军粮饷需要而设立的屯垦营庄,反而出现了将粮食反向销售到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。
伴随着世祖朝对外战争和海外属地的扩大,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,本地农业不断受到冲击,农民生产成本增加,而收入减少,大部分人无力改善农业技术,而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加,又使得历来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南、湖广地区经常面临粮食短缺问题,甚至是饥荒的威胁,引发社会动荡,所以更需要从边疆地区进口粮食。
随着对郑森海盗海商集团的招安,顺朝的对外贸易数额大量增加,白银不断流入中国市场,货币经济发展,又便利了商业贸易。
这一时期在东北、河套、湖南、河北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淮海等省,都出现了营庄制被重新加强的情况。
各地的官府和营田司衙门,陆续发布了不少法令,限制营庄农民的迁徙自由,增加他们的超经济剥削,让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,加强人身依附关系,目的就是增加粮食产量,好解决江南和湖北地区的口粮缺口。
这在客观上来看,对华北、东北、西北地区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友好的,但在当时来说,由于不少地区经过明末以来的多年战争,已经是地广人稀的状况。
又因为移民实边的需要,当时对顺朝新扩领地的移民来源,大多都是来自于河南、山西、山东这几个北方省份,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华北土地上的人力稀缺状况。
鄂宁地区的粮食缺口,为一度地广人稀的华北地区灌注了新的经济活力,在粮食贸易的推动下,华北经济也开始了明末以来的复兴。
这之中尤其以陕西地区特别突出。
自从唐代关中地区衰落以来,至顺朝初年为止,陕西经济的持续性衰败已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。
水土流亡、水源干涸、树木减少、土质变化和人口超过土地的承载力等等问题,都让陕西的经济面临无可发展的问题。
可是陕西系大顺的龙起之地,又是顺朝皇室祖宗陵寝所在之地,自世祖以后,每逢大的纪念性节日,朝廷都要在天保府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祭祀活动。
如此硬性要求之下,对于陕西一省的经济复兴,也不得不重新提上日程。
明末以来,陕西的天灾人祸和兵乱持续时间最久,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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