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应见子打子。这种作法最大的恶果就是化主动为被动,开始主动出击,然后被动迎敌。对前期的要求并不多,但是随着战局的变化,则被动程度越严重,如果对手比较强劲,作战手法略加变化,即使三倍于对手,也会被对方拖累拖残,最后拖死。回首民国二十二年,国赤双方在湘粤赣地区及鄂豫皖地区多次交手,国军每次进剿,都是先敲山震虎,然后陈兵待发,静待对方在什么地方出现异动,则在什么地方出击。在井冈山,*利用国军的这种作战方式,面对十倍于赤军的国军部队,到处扇风点火,令国军东奔西堵,疲于奔命,屡次无功而返。从无数次的战例来看,进攻无效,防守无力,这种作战方式,实在是羞辱智慧。
接下来的几天,侦察连的报告让庐江的敌情更加明朗化,庐江城东军营里驻扎的是王占林团的一营,孙诚亲自出马,化装成菜商,把城东的军营仔仔细细看了一遍,训练场、军营区、公共活动区、食堂,一一在地图上予以注明,城东军营,已经完全透明。通过侦察一再确认,王占林并不在庐江,在庐江发号司令的是倪道烺的嫡亲外甥崔元嬉。小小一个庐江,三套政府班子,一套是国民政府委任的政府班子,一套是南京伪汪政府委任的班子,还有一套是赤党桐庐党委。赤党桐庐党委转入地下,党委书记是菜子湖的刘仁开,刘仁开极善伪装,早已成了176师的独立游击大队长。至于国府委任的庐江县长,在王占林到任的第二天就回到了重庆,138师移防庐江后,县长一职的委任状落到了韦介伯的头上。
谁是真正的县长,在这块土地上的竞争已经半年,上半年,王占林占据了上风,在1941年清明节来临之季,韦介伯能不能借祖先的威风,拿回庐江的统治权,目前还是未知数。
孙诚的人在巢湖边的界桥码头看到了王占林,这个码头距离盛桥不远,镇守的是庐江守备团三营,之前码头仅能依靠小渔船,现在正在扩建,力图停下泊位更大的火船。在松软的湖泥上扎下坚实的木基,用厚厚的木头板架成桥板,伸进巢湖深处,为了加强码头的承受能力,负责施工的日军工兵部队竟然用铁轨深深的桩在湖底。
从界桥码头到庐江的马路非常繁忙,大车不断,把庐江的物资拉到码头上船送走,又把泊来的物资运回庐江,向各地分发。
侦察连忙碌了几天,也搞不明白的是王占林守备团的二营驻扎在哪里。有人认为是化整为零,负责庐江城市的治安,也有人认为是化身为警备队,负责界桥到庐江马路的治安与维护,更有人认为这个二营驻所在庐江的其它地区,庐江地域广阔,并非区区县城和盛桥一线概括。莫敌认为,一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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