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代价么,自然就是财政上的一个又一个大窟窿。
更要命的是,随着朝廷迁都金陵,放弃河北、中原之地,而草原蛮夷随即大肆入侵,北方各省的贵戚士绅们不由得大为惶恐,为了躲避战祸,也纷纷携家南渡,一时间宛如过江之鲫。
这些人在南迁之后,又要四处见缝chā针,安置自己的田宅家业,于是让江南地区本来就很严重的土地兼并状况,就此进一步雪上加霜——没过几年功夫,江南的自耕农已经成了珍稀动物,朝廷的税源更是枯竭得不能再枯竭。纵然加上外地藩镇的上缴税款,朝廷每年的田税收入也只剩下了二三十万两银子而已。
因此,虽然康德皇帝非常清楚,只要恢复官绅一体纳粮纳税的政策,所有的财政问题立即就能迎刃而解,但他实在是没有跟全天下所有地主土豪一起为敌的勇气,不得不将这一帖猛yào给丢到脑后去了。
第二块是商税,在南迁之前,朝廷的田税还算充足,故而对商税有些流于形式。等到南迁之后,田税枯竭,朝廷不得不狠下心来,设立了厘金局,到处广设关卡,征收通行税(厘金),由于南方商贸发达,货物流通繁忙,最初倒也收入颇丰……只是跟前一项田税的情况颇为相仿,随着时间的推移,各地的豪强士绅,还有京中的皇亲国戚,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想尽办法挖朝廷的墙根,先后软磨硬泡地获得了各种免税特权,不再缴纳厘金。而朝廷势力中衰的实际状况,又使得一切强硬策略都无法施行……
结果,到了如今这年头,天下就出现了这样一副无厘头的怪现象——在那些藩镇诸侯的领地,由于节度使们手握重兵六亲不认,厘金还能基本顺利征收,但也导致了百业凋敝、市井萧条。而到了朝廷治下,由于各方关系网实在太复杂,厘金局的征税日益困难,上缴税款逐年滑坡。虽然因为这样“自由”的氛围,导致了商业的繁荣发达,处处一派兴旺景象,可朝廷却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好处
第三块是盐税和矿税,这本来是天下有数的两大暴利产业,但由于制度的缺失,朝廷一直是用包税人代理的形式,把盐场和矿山都承包给了那些大盐商、大矿主,每一年上缴给朝廷的款项,都早已明确规定,很难大幅度加征,而且如今普遍都已经“预征”到了七八年之后,实在是没法再往上加了。
——倒不是说,那些依靠垄断生意,一直féi得流油的盐商、矿主们会缴纳不起这点xiǎo钱,而是有本事承包到这些金饭碗的家伙,个个都在朝中有后台,绝大部分索xing就是王公大臣、后妃外戚的家人。所以,朝廷若是要加征盐税和矿税,就等于是在动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们的腰包……
基本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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