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辅王著出班道:
“启禀陛下,所谓“君子不立危墙之下”,臣也赞同迁都之议。
汴京地处平原地带,自古乃四战之地。骑军从幽州快马南下,几日即可达汴京,无险可守。”
柴宗训听罢,沉吟未语,心想:
“朝中这些文臣当真胆小如鼠。
耶律贤不过是弄到了大批银钱打造板甲骑军,这些文臣便如此担心,想出了这么多迁都的理由来。”
武将班列中的呼延瓒出班道:
“首辅和吕尚书此言差矣!
前年,陛下御驾亲征大破辽国,取回沦陷于辽国四十年之久的“燕云十四州”,耶律贤纳贡称臣,陛下见国库将尽,这才退兵。
我大周军力远胜辽军,又怕它辽国作甚?辽国板甲骑军又不是没被我龙骧军以少对多打败过!
若耶律贤敢兴兵来犯,纵六十万又何惧焉?我龙骧军照旧击破之不在话下。”
龙骧军指挥使韩徽出班道:
“昔日,王逆全斌造反,陛下派臣等龙骧军出征洛阳,虽是千年坚城,然而民心所向,军士用命下,三月即破城。
可见战争的决胜关健在于军队的战力,在于士气,城防终究是死的,而战争终究是人来打的。”
一时间,朝中文臣武将为迁都之事,争辨起来。
文臣多认为即有地形更优胜的洛阳,迁都可保万全。
武将则认为有龙骧军之精锐,反因辽国扩军备战就迁都,有恐惧辽国之嫌,长敌国志气灭自己威风。
良久后,柴宗训开口道:
“诸位爱卿勿要再争了,此事易辨耳。
观唐太宗不修长城之事,可知我大周是否须迁都。”
唐太宗时,大唐初立,在北方,面临着游牧民族突厥的威胁;在西北,有高昌国的威胁;在西方,有吐谷浑、吐蕃的威胁;在东北,有契丹、高丽的威胁。除了南方比较安定外,可谓强敌环绕,个个不是好惹的主。
有官员向唐太宗李世民提出借鉴秦朝、汉朝经验,“请修古长城”,抵御外族入侵。
唐太宗反问:“为何突厥人不修建长城,防备我大唐北伐?”
并说了不修长城的三点原因:
其一是修建长城劳民伤财,虚耗民力。
李世民非常注重从前朝寻找执政的经验教训,曾说过“以古为鉴,可知兴替”的名言。
在他看来,隋炀帝杨广修建长城,好大喜功,耗费了太多民力,也没啥效果,即“兴众百万,北筑长城,西距榆林,东至紫河,绵亘千余里,死者太半”,“劳百姓,筑长城以备突厥,卒无所益”。
其二是修建长城一味防守,不如主动出击。
李世民是马背上打出来的皇帝,半辈子在战场上冲锋陷阵。李世民继位后,经过三、四年的休养生息,认真调整,马上对威胁最大的突厥,从防御转入反击。
公元630年,东突厥发生内乱,李世民抓准机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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