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8章博山啥
颜师古在《汉书·武帝纪》中对“建元元年”作注云:“自古帝王未有年号,始起于此。”
《两汉刊误》中考究,认为年号之始,始于元鼎,而建元、元光、元朔、元狩,皆为后来有司所追命。
《资治通鉴·汉武帝元鼎元年》考异:“元鼎年号亦如建元、元光,皆后来追改之耳。”
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认为,年号始于元狩,前者皆为追命。
杨树达《汉书窥管·武帝纪》认为:汉武帝在元狩元年,狩猎获得一只白鳞,大悦,于是下诏改元为元狩,是为年号的开始。
近代学者《汉书新证》认为:《日知录》和《廿二史劄记》所云武帝建元、元光为追记,其实不实。
在《小校经阁金石文字》拓本里,记载有“龙渊宫鼎”一物,为元朔三年造,还有“龙渊宫壶”,元朔二年正月造。
另《善齐吉金录》记载,任器二十四页中,也记有“龙渊宫壶,元朔二年造”。
《小校经阁金文拓本》的作者叫刘体智,AH庐江人,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,曾任大清银行AH督办、中国实业银行董事,是学者型资本家。
本书所录金文,乃刘氏三十年之所汇集,上自乾嘉旧拓,下至近代出土诸器,搜罗殆遍,最晚收录至一九三三年AH寿县出土楚器。一共辑录了六千五百余件金文拓本,是近代着录金文最为宏富的一部图录。
文物款识一般是当时所记,可以证明建元、元光、元朔并非后来追命。
但是有一个要命的前提,那就是关于龙渊宫鼎、龙渊宫壶的记录,得是真的。
而这两样东西,早已经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当中;所留下的文字,也是清乾隆、嘉庆年时的“旧拓本”,之前所列举的那些“证据”,说一千道一万,也只是历史文献记录当中的文物款识,而非真正的文物款识。
证据不够充分。
如今周至发现的这块墓石,上头小小四个文字,彻底解决了关于华夏年号使用最早时期的几千年争议。
建元年号,不是追录。
因此中国最早使用年号的时间,应当是公元前一四零年,即建元元年。
而非许多学者通过文史资料认定的,公元前一二二年,即元狩元年。
这一点知识在很多人的眼里,当不了吃当不了喝,产生不了“利益”,无足轻重。
但是但凡是一个对华夏文明有着些许研究的人,就会知道这个问题是多么的重要。
年号,是五千年的中华帝国时代中国皇帝的专有产物,发起于中国古代新君即位时。
为了区别上一任君主,新君重新计算在位年数之制,后来人们把这记录年代的开始之年称为“纪元”,这个词,在汉语当中依旧属于常用词。
年号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,一个政权对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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